为主题，邀请20多所高校、研究院所、央企等单位的青年智库专家通过线上线下交流，展开深度研讨。现将会议部分成果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强

  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和核心路径，其内在包含价值理念、根本原则与实现路径三个维度。

  从价值理念来看，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总体部署，破解“三农”问题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

  一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乡村内部要素分层分类聚集，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村庄空心化与产业集聚双重演化态势。

  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经济发展机会协同互促，“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可进可退”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持续演进并不断深化，城乡空间边界渐趋模糊。

  一是提升改革联动性。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进一步全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县域更多土地综合整治自主权；

  二是培育多元产业主体。如江苏盱眙案例中，国企、村集体、专业户通过分工协作健全小龙虾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

  三是小农户法人化改造。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法人组织形态，链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未来，政策制定和落实应以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研判为前提和依据，避免公共资源配置低效或浪费。同时，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在县域范围内率先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全方面提高县域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县域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城乡融合首先是空间融合，空间融合的重要载体是宅基地。目前农村宅基地完全闲置率与城市房屋空置率大致相当，但要看到很多低效利用农房（空间上或时间上利用不充分），在未来会逐渐转化完全闲置。建议宅基地政策在坚守红线、稳慎的前提下，要有适度前瞻性。

  一是强化宅基地居住属性，建立内循环的宅基地供给制度，存量宅基地指标要适度向中心村、中心镇倾斜，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二是显化资产属性，建立风险可控、反映真实价值、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区域性农房流转（租赁）市场，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要允许县域内农民之间、村集体之间有偿调剂存量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深刻重塑农业生产方式，为“数商兴农”注入新动能。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生产端的智能化升级，更通过流通端的数字化变革，催生了一系列新模式新业态。

  科技驱动生产变革，夯实新质生产力基础。智慧农业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实现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智慧化管理。这明显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助力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细胞培养技术等生物技术手段，能够培育出抗逆性更强、产量更高、营养价值更高的农作物新品种。智能农业机械设备、智能灌溉系统、农情智能监测系统和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应用和推广，大幅度减少了人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数商兴农”深化拓展，构建产销融合新格局。“数商兴农”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驱动，加速数字技术与商业活动的深层次地融合，实现商品和服务交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推动了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直销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并催生了直播带货、社交电商、订单农业等新业态。例如，浙江省提出探索打造“浙江乡村大脑”，集成“浙农”系列应用打造数字乡村应用体系，提供农技指导、金融保险服务、惠农政策查询、产销精准对接等多项服务。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农产品电商化水准不断提升，农业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日趋完善，逐步实现生产标准化、监管智慧化、特征标识化、产品身份化、全程数字化。

  技术融合业态创新，激发产业增值新活力。数字技术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层次地融合。依托主导产业，运用数字技术重塑产业体系，能提高供需两端的结构匹配度，实现产业链前后各类主体的有效衔接，并推动产业体系的纵向化、多样化发展。例如，通过电商在线引流，网络对接农家乐提供的住宿、餐饮及旅游服务，能打造“特色餐饮+特产购物+特色旅游”的新型产业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也改变了乡村文化遗产的保存和访问方式，为乡村文化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激发了乡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面向未来，需持续强化科学技术创新与应用。要加快农业传感器、专用芯片、农业机器人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并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要培育既懂农业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并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帮助农民跨越“数字鸿沟”，让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首都的农业是都市型现代农业，需要不断深入开发农业多功能，深度挖掘农业新价值，有力推动要素向农业合理聚集，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满足市民生活、生态的多元化需求和农民的持续增收。目前，北京人均GDP已达到3.2万元，逆城市化趋势明显，更加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步伐。要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通过资金、技术、产业和公共服务的辐射整合资源，集成政策，让“大城市”更好带动“大京郊”发展。同时，京郊地区通过提供优质的农产品供应、优美的生态环境、充裕的产业发展腹地以及特色化的服务功能，有效缓解大城市的资源环境压力， 把乡村塑造成为首都功能的延伸区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让“大京郊”更好服务支撑“大城市”发展。由此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良性双向循环，逐步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

  中国在智慧农业领域已实现局部超越，如在无人机大量出口日本，无人拖拉机及北斗导航系统等方面应用领先日本。但是，一方面在传统农机化率方面与日本仍存差距，另一方面在农业新技术推广普及方面，缺乏农协体系，帮助农民在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展现高效性，推广断层等老问题仍未解决。

  种业发展的核心在于法治化改革对内生动力的刺激，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建议借鉴日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尽早加入1991年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严苛侵权赔偿机制，提升违法门槛，保护品种权人利益，将行政性科研资源向市场化育种企业倾斜。针对国内农产品内卷式发展，应借鉴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发展阶段后，提出的减产增收转型思路。强调以补贴引导控制同质化竞争，而非单纯追求产量增长，走好技术突围与制度补短板双重转型路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李裕瑞

  关于城乡融合的三点认识：其一，搞好乡村建设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必要条件。完备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城乡要素流动，便利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服务城乡居民，舒适的人居环境有助于提升生活品质。乡村建设需要考虑城乡空间联系和人口集疏情况，通过城市设施外拓可以提升近郊村镇的建设水平；人口严重流失型乡村的建设需要“踩刹车”，保障基本需求、避免过度建设；人口大量集聚型乡村需要“踩油门”，适度超前建设，巩固人口集聚能力，提升乡村建设的惠及面。

  其二，增强内生动力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基本前提。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等靠要”依然是行不通的，更加需要乡村积极对接城市、主动有为。从相对成功型乡村的发展经验看，党建引领、能人带动、集体行动仍将是“制胜法宝”。

  其三，发展特色产业是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习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团队调研了25个特色产业亿元村，基本的感受是，乡村地区应着力提供特色、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以此才能更好地凸显功能价值、推进城乡融合。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四化”，即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品牌化，还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模式，着力解决必要的建设用地需求。

  当前，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进入新阶段，资源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如何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不同地区的土壤改良、电力灌溉等差异化需求有机结合，形成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课题。未来，我们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农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特别是在土壤肥力监测、精准补贴发放、农村基层治理等方面，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同时，要完善跨部门协同和多层级监督体系，确保政策落实到位。通过构建科学高效、智能精细的现代农业治理体系，才能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优势，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创新不断拓展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生物技术方面，第三代杂交稻、高蛋白玉米、绿色超级稻等单产水平大幅提升，生物良种贡献率显著提高；人工智能方面，物联网、无人机、遥感等天空地一体化技术实现精准作业，水肥一体化技术显著增产；数字化重构方面，农业云平台推动产业链升级，直播带货、网络营销等新手段让小农逐渐分享到全产业链价值增值收益。

  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科技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理顺，基础研究与应用推广断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脱节，产学研用联系不紧，成果评价重论文轻实效；劳动力老龄化，金融支持不足，新技术门槛高，农户风险规避强，导致新技术采纳滞后，技术扩散呈非均衡特征。

  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人力资本升级，加强农民技术培训，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二是生产资料升级，加速推广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技术，如“智能农机+生物农药”组合等；三是种业创新突破，加强生物育种研发，实现种子“芯片”自主可控；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行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等。

  聚焦新质生产力中的要素优化组合问题从一个全新角度进行了阐释，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中不仅有单要素的技术进步，还有要素优化组合，其构成为：价格之力（生产技术不变情况下调整要素组合实现成本最小化）、分工之力（生产技术工艺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专业化提升效率）、耦合之力（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相互耦合的要素之间的协同）三大基本力量，强调在技术不变条件下通过要素重组实现降本增效。

  具体到农业机械化上，当前丘陵山区农机化存在农机农地不协同组合不优的问题，部分主推农艺存在农机农艺组合不优影响农机化发展的问题，新品种培育审定过程不考虑品种宜机化的问题使得一些新品种难以推广的问题。其中，丘陵山区农机化问题的破解，小农机并非是终极路径，需通过农地改造（如机耕道、下田坡道、地块合并平整）与大农机适配，打破农机－农地系统间的掣肘关系变为协同关系。

  建议农业生产和技术推广过程中要加强多要素的耦合协同：一是切实建好高标准农田，参照日本土地改良经验，对丘陵山区大量的冲垅田进行宜机化改造，让每个地块临路邻水、宜机作业。二是在评选主推农艺时要充分考虑农机农艺融合问题。三是育种过程中也要考虑宜机作业的问题，避免培育出不宜机最终难以推广的品种。

  涉农产业经济研究聚焦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关联性，揭示发达国家涉农产业占比约10%的规律，并指出现代农业向大农业体系发展的趋势。研究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发现，涉农产业的政策表述虽不断更新（如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全产业链等），但其内核相对稳定。微观层面，农商管理（如美国MBA农商项目）和食物价值链研究显示，产前产后环节的竞争并非充分，需进一步探索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江苏作为农业现代化先行区，通过智库建设（如江苏农业现代化决策基地、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推动政策研究。

  调研中发现的困境：但仍面临秸秆禁烧和水稻直播技术的矛盾。秸秆禁烧政策虽改善空气质量，却由于技术不到位引起病虫害增加，进而导致使用更多农药带来土壤和水污染；洁田稻的快速推广虽然方便了种植，却容易引杂草抗性导致农药过量使用，同样带来土壤和水污染。这些问题凸显政策需平衡农民需求与社会福利，亟待通过技术创新或法律调整（如试点改革）寻求解决方案。

  基于湖北省人工智能+农业应用场景——智慧茶园的实践观察，研究发现当前城乡融合存在要素流动机制空转县域承载能力不足和规模经营标准滞后三大核心问题。研究创新性提出城-工-农三维驱动模型，揭示社会保障制度、县域产业布局、土地制度改革三者的关系。

  建议一是实施‌社会保障破冰工程‌，建立农民工社保中央调剂金制度，配套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重点解决县域就业者的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

  二是实施‌产业融合升级方案‌，实施双园区战略，每个县至少布局1个先进制造业园区和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建立季节用工池吸纳农村女性劳动力。推行龙头企业+集体合作社订单农业模式，将农产品加工需求转化为规模经营动力。

  三是继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计划‌：设立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专项，重点开发适合南方小地块的AI农技系统，将农机作业数据与高标准农田管理平台对接，形成耕一种-管-收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

  从经济学视角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包含农业技术进步，更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如土地制度改革、经营体系完善）。中国农业的转型需兼顾技术效率提升与制度适配性优化。

  当前的关键制约在于，‌一是技术采纳瓶颈‌，2.3亿小农户因认知差异、风险规避导致对技术认知和扩散滞后。二是制度性障碍‌，要素市场扭曲（基层政府认知不够、土地流转不畅、服务标准缺失、金融支持不足）制约了科技转化效率。三是通过不同区域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路径‌带动小农户全面发展，平原、丘陵与山区、东中西部需因地制宜。例如不同地区依政府引导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差异，如华北平原市场条件好的地区大多依托大型企业（如中化、中粮）或供销社推动适度规模带动小农户全面发展，市场条件发育较差的地区需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实现渐进式升级。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构建“科技—制度—主体”三位一体框架：在科技端‌，要强化数字技术（物联网、金融科技）与生物技术（分子育种）的融合应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生产要素基础；在制度端‌，要推动土地集约化、政策绩效化等改革，释放要素配置潜力；在主体端‌，要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形成多元共生的产业生态。未来更需总结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经验，为全球农业发展和小农户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新质生产力作为兼具政治引领性与学术严谨性的复合概念，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层次地融合。这一概念不仅涵盖硬核技术创新，更包含制度设计、政策优化等软性要素，在渔业领域尤为凸显市场与政府协同机制的关键作用。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并且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渔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优势。集中于四方面：一是过去二十年，渔业经济增长更快，占农业的比重持续提升；二是经济绩效显著，渔民人均纯收入达2.7万元（农民为2.3万元），养殖利润率普遍超过60%；三是科技转化高效，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总体高于农业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四是装备升级潜力大，当前渔业机械化率约20%、贝类机械化率更是低至16%，远低于种植业70%以上水平。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高水平发展的路径可聚焦五大维度：种业突破需解决资源退化与市场适配性问题；智慧渔业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全产业链模型和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绿色化转型应探索建立养殖容量管理制度和限额捕捞制度；装备机械化重点突破深远海养殖短板；产业融合通过休闲渔业实现1:50的产值放大效应。这些实践不仅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更通过碳汇开发、渔村分类治理、生态渔业等创新探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范式。

  认识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科学辨析“新”与“质”的内涵和关系，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中理解把握。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能单纯强调“先进性”，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并不全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要同时满足有利于提升“大国小农”条件下的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保障能力，有利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利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政策支持和实践探索，都要以能否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能否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为重要标准，判断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是不是满足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质”的内涵。要格外的重视以提高小农户全面发展能力、提升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发展质量为导向，推进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构建相匹配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让更多新技术、新模式符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增强建设农业强国的创新驱动支撑。

  会议成果呈现三大显著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覆盖产业全，从数字农业、海洋碳汇到农机智能化，形成多维立体研究网络；二是方法论创新突出，从政策沙盒试验到AI+农业伦理审查，不断拓宽研究思路；三是成果转化路径清晰，从农村电商指数到林业碳汇模型，不少成果等已进入政策应用阶段。农民日报社第二届青年专家智库委员会暨中国乡村振兴（青年）40人论坛作为思想枢纽，正通过学术跨界与政媒联动，构建“三农”问题解决方案的新生态。